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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网晒成瘾”现象研究

作者:优质期刊论文发表网  来源:www.yzqkw.com  发布时间:2019/8/6 10:01:22  

摘要:伊恩·钱伯斯认为,“你不断地改变你的地点,将你的生活划分在不同的领域中并且区分开来,你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移动的。你有意识地对‘你现在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你如何呈现自己’做出决定。”由此可见,液态化社会推动自我关系由稳定走向流动,自我作为原子化的点状自我,正在被削弱历史的深度和自我的多维性。青年群体符号化的数字社交中,自我定位容易被简化为自我描述。傻瓜式的修图应用,社交媒介的便捷分享,互联网的迅速释放,使“网晒成瘾”的青年群体不断编辑自我、修正自我,逐渐迷失在科技的包围与理想自我的幻想中。因此,重新审视数字社会下青年群体的自我定位与社会交往,个人角色与公共事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网晒成瘾;自我表演;意义生产;青年群体;

美国哲学家唐·伊德把人与技术的关系分为,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他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和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人通过技术(产品)来感知世界,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嵌入我们的生活。“技术本质上是转化我们的知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越具身化,影响人们的体验越深刻,人们的工具理性逻辑也越强。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将年龄在14~35岁的群体定义为青年群体。这些青年群体中有“网络移民”“网络原住民”,也有“应用的一代”。新媒介技术重构了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正在改写青年群体与自我、与主流文化、与社交媒体的关系。一方面,新媒介技术为青年群体自我表露、自我确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也带来青年群体手机身体化表演仪式日常化的风险。媒介技术正在重塑青年群体的行为举止,改变他们的自我定位与社会关系。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身份定位成为戏剧性自我的呈现。伊恩·钱伯斯认为,“你不断地改变你的地点,将你的生活划分在不同的领域中并且区分开来,你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移动的。你有意识地对‘你现在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你如何呈现自己’做出决定。”由此可见,液态化社会推动自我关系由稳定走向流动,自我作为原子化的点状自我,正在被削弱历史的深度和自我的多维性。青年群体符号化的数字社交中,自我定位容易被简化为自我描述。傻瓜式的修图应用,社交媒介的便捷分享,互联网的迅速释放,使“网晒成瘾”的青年群体不断编辑自我、修正自我,逐渐迷失在科技的包围与理想自我的幻想中。因此,重新审视数字社会下青年群体的自我定位与社会交往,个人角色与公共事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虚拟空间的社会交往与自我表演

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广阔的连接性,让缺席成为在场,使虚拟的现实化和现实的虚拟化成为可能,帮助人们完成了自我建构和对社会的想象。在数字技术与奇观化的媒介环境中,寻求身份认同和交往报酬的青年群体经历了呈现-表演-过度表演的行为改变。戈夫曼认为,“表演者往往会隐藏那些与他的理想自我及理想化表演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

1.奇观化的媒介环境:

自我呈现到自我表演。在数字技术与图像消费文化的双重驱动下形成了奇观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奇观是“那些可反映社会价值观念,能够引导现代人生活,同时又具有冲突性和戏剧性的媒介文化现象”。集体表演的奇观化网络时代成为青年群体“自我表演”的社会语境。虚拟空间的社会交往,由于其匿名性和流动性,使自我表达进入空前的自由阶段,青年群体作为个体符号的积极生产者,开始通过“表演”建构“超我”形象。

奇观化的媒介环境影响了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与自我认知,认知的改变影响了行为的改变。青年群体根据媒介环境调适自我行为,即从“呈现”到“表演”。呈现是对个人化符号的“讲述”,“讲述”的本质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一种纪录,“晒”出自己的真实生活本无可厚非,但是经过包装与美化、过度的晒,就成为一种表演。表演是一种“叙事”,它不再是对自我或事实的客观书写,而是一种带有策略的描摹。“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们做出他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社交媒体的表演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角戏’,由于身体缺场(Bodyabsence)和时空分离,角色被抽象化为一种网络身份符号,前台和后台之间没有显著的空间区隔,角色对剧本和台词并不特别看重,其表演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在网络社会交往中,青年群体对自己的身体形象或生活状态进行印象管理,在自我编码的过程中,呈现“经过精心设置的理想自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晒节日、晒风景、晒美食、晒自拍,在晒中完成自我塑造和自我表达。这种理想自我的形成有赖于镜前观看,正如萨特所说的“我在他人的凝视中发现了自己”。青年群体对身体形象和举止行为进行管理实际是一种自我仪式化的过程,因为这种表演脱离自我的日常生活状态,目的不是为了记录生活或是表达内心情感,而是为了与他人媲美,赢得关注,获得认同。特纳认为,仪式化的过程实现了身份的反转与身份提升。“任何仪式的所谓‘通过’其实是凭借仪式的形式换取对附丽其中的象征价值的社会认同和认可。”当青年群体过于渴望获得关注和身份认同时,就形成了自我表达泛滥,即表演过度,网晒成瘾即表演过度的表现。

2.仪式化行为:

身份认同、情感能量与交往报酬。仪式在人类学中可以被定义为习惯性的行为、形式化的行为以及价值观的行为,尼克·库尔德里认为,“形式化的行为超越了习惯,因为它意味着‘仪式’涉及赋予行为以意义的一种可辨识的模式、形式或外观。”青年群体的网晒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经过包装的形式化行为,如美颜后的自拍或是去网红地打卡的图片分享,都可以作为一种朝觐。通过制造有意义的自我和有意义的地点,与朝觐过的人达成一致,与未朝觐过的人划定边界。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指出,处理身份问题是永恒的人生命题。网络虚拟世界给了青年群体一个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空间,这个空间充满了叙事。仪式作为社会价值属性的转换器,帮助青年群体进行自我想象,以及寻求社群成员身份的认同。简言之,青年群体网晒行为的目标是将自己建构成注视的中心,从而获得自我实现和网络圈群认同。根据“镜中我”的理论,“社交网络中,个体通过各类自我展示取得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以此来加强其与所属群体的联系,获取自我价值的认识,并能取得作为群体成员自我的社会认同”。如果说现代的认同性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功能,那么后现代的认同性则更加指向外表与消费。

网络社交媒体的交往作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互动为过程的交往行为。身份认同、情感能量与交往报酬在互动中取得,并促进下一次交往的实现,进而加强社会交往,拓展社会资本。因此,情感能量是体现交往价值和效果的重要标志,获得情感满足是青年群体“自我表演”的动力之一。“确认一种感觉成为构建感觉的一部分,甚至是感觉自身的一部分。”青年群体在数字化交往中依靠别人的想法来完成自己的想法,他人的评论和回应推动和重塑了下一步的交往实践。最后,因为网络社交活动付出了一定的成本,比如,物质或时间,所以青年群体的内心有追求交往收益的渴望。比如,一部分青年网民对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的追逐,使获得交往报酬成为获得情感能量之外的另一种社交动力。蒋建国认为,社交报酬不单纯是经济概念,还包含隐形资源如文化资本、社会声望等。迷恋于自我表演的青年群体日复一日通过手机寻求关注,对自我进行编辑重构,努力寻求身份认同和交往报酬,人与人的真实情感交往被物质化和量化了,他们似乎在网晒中找到了存在感,实际却削弱了现实的生活。

二、青年群体“网晒成瘾”的图像表征与意义生产

“图像从来就不是一个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对现实的看法,是一项技术使用的结果。这项技术阐明了一些数据,却隐藏了另一些。没有无诠释的图像(甚至也没有无诠释的现实),没有无观念影响的图像。”图像反映了自我,也彰显了社会,“网晒成瘾”的表演行为受到了商业逻辑的裹挟和技术的促逼,包含了话语权力、意义争夺、符号生产,也包含技术规训等丰富的含义。一方面,虚拟世界中,“网晒成瘾”的青年群体生产出海量的“超我”文本,完成了理想形象的塑造,获得了关注和转发,“缓解”了自我的认同焦虑和社交焦虑;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这种过度表演的自我,面临更糟糕的现实生活境遇,比如,自恋主义带来的自我迷失,以及消费文化的塑形、技术对心灵和身体的规训等。

1.符号义:

“讲述”滤镜与形象“美颜”。苏珊·桑塔格在1979年写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将终结在照片里。40年后的今天,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将终结于网上,网络中的自我更容易编辑,并可以进行持续不断的自我修正。“网晒成瘾”的图像表征是一种“超我”的持续存在,在“讲述”滤镜与形象“美颜”之下,青年群体在网络交往中不断寻求情感满足和身份认同。“那些能够揭露自我、有助于定义自我、发展自我或者改变自我的体验则受到人们的极度关注。”在这种对自我的关注中,他们不再去经营一段现实中的关系,而是去营造一种感觉,这种令自我安全的感觉促进他们只考虑对自我的塑造是否有益,而不去想是否真实。

萨义德认为,如何建构他人,表明了如何想象自己。网络社会交往中,青年群体如何建构自己,也反映了如何想象他者,青年群体的“网晒成瘾”行为,折射出奇观社会下自我展示的焦虑,害怕一切不够完美。他们通过美颜相机或是抖音软件创作出来的个性自我和理想生活似乎彰显了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实际也受到了他人意见、社会偏好的影响。同时,因为网络的连通性,“网晒成瘾者”通过图像生产又将焦虑传递给其他人。

总而言之,碎片化的摆拍与装饰性的照片不是现实真实生活的反映,对主体身份的定位和历史生活的回顾没有帮助。当视觉身体作为图像传播的主要内容,媒介与市场无形中引导了身体审美标准,青年群体个性化的书写实际是一种拟个性、类型化(gener)的个性,在潮流的裹挟中自我塑造暗和市场的逻辑。网友的“凝视”,建构了“网晒成瘾”者的前台表演,也影响了他们的后台管理与调适。符号表征上重在炫目,弱于分寸,关注表面,忽视内涵。“网晒成瘾”者通过量化自我的包装,强化对自己完美身份的确认,实际上制造了同质化、无个性的自己。“媒体对零碎信息的无法控制的超载,是一种强大的偏离中心力量,它将意识投入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毫无连贯的短暂的要素的潮流之中。”大数据时代的自我生产,陷入了越生产-越贫困-越焦虑-越生产的怪圈中。“网晒成瘾”者持续不断的图像生产,自以为会留下一张万年精致的面庞,实际带来的是个人的速朽。

2.生存义:

话语“解放”与身体规训。身体在消费的装备中承载了更丰富、更沉重的内涵。福柯指出,身体是权利实现的最佳场所。“网晒成瘾者”将平淡无奇的生活转换成传奇,晒出来让围观的人感到惊叹。自我迷恋、渴望获得社交补偿的心理促使青年群体只表演精彩的一面,掩饰真实和灰暗的一面。这种迷恋使幻象与真实混淆,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抹掉,对真实的自我形成了忽视和伤害。此外,自我形象的自由书写,看似是话语的解放和张扬,实质上是技术对青年群体的规训。这种规训从生物意义的物质身体到社会意义的交往身体,图像表征的消费社会情境下,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行为逻辑产生了异化。个人不是权力实施的对象,而是权力的运载工具。个人在身体的凝视中,完成了对精神的规训。“一个人长期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中,慢慢地就内化了他人的凝视(他人的要求),接受了规则,然后自己开始管制自己。”“网晒成瘾”的青年群体在编辑自我时,已经将“审查”内化于心,就像我们在监视之下会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般,追问自我建构是否符合大众审美,是否符合对自己的身份品位定位等。他们通过网晒替代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寻找,在网络世界以量身定做的表达方式来与他人交往,通过给自己贴标签的仪式化方式来寻求社群认同,通过过度分享来避开孤独。看似完美的图像文本遮蔽了真实的生存境遇。尼古拉斯·卡尔认为,互联网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空洞、浅薄。网晒世界中,人成为数码化的存在、行走中的符号,技术逻辑和商业逻辑下带来了主体理性的迷失。集体表演带来了减肥潮、整容潮、盲目消费、装饰性文化的出现。

“网晒成瘾”的青年群体用网络连接替代面对面对话,以网晒来弥补现实缺憾,以努力装饰自我来对抗永无止境的焦虑。生活在信息孤岛中的青年人正在面临交流的窄化、壁垒和茧房以及更多的社交障碍。雪莉和纳斯的研究表明,在“正面信息”的包围中,不利于我们处理复杂的情感,而且会逐渐失去自省的能力,还会引起反应迟钝。处理情感的大脑区域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就会萎缩。

三、“网晒成瘾”的隐忧:身体暴露与隐私泄露

技术的嵌入让我们沉浸于虚拟的社会交往中,媒介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媒介交往的“新尺度”,流动的社会空间像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日常生活与仪式化行为、家庭和工作、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地、虚拟角色与现实角色不再泾渭分明。个人的全部信息被暴露在公众的围观和凝视之下,图像化生存让网晒倾向于浅表化和工具化。作为主体理性的人在网晒过程中被简化和符号化,人真正的意义被忽视和消解,可以说,“网晒成瘾”是主体正在丧失思考能力和情感交往能力的表现,同时“网晒成瘾”也透露着更深刻的社会隐忧,比如,文化深度的消解与网络交往行为失范等。

首先,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我呈现,追求奇观,流于表面,充斥着个人话语叙事,缺少文化思辨能力,不涉及公共议题。桑内特认为,公共性是保护他人不受自身的负担,而当下在网络公共空间表达私密成为个人的象征,不再被视为给他人带来的负担。在暴露身体和隐私的自我表演中,身体更成为消费品,被编码进了消费社会的符号系统,可见,被商业逻辑和技术逻辑规定了的社会,技术在“去蔽”的同时进行“遮蔽”。

其次,网络空间的流动性、隐匿性、私人性排除了群体围观带来的羞愧感,看似技术赋权,却带来道德底线的下移,引发网络交往行为失范甚至是犯罪。杜尔克姆认为,失范是“描述某一社会或群体缺乏统一的规范或出现价值混乱的状况”。网络交往行为失范可以界定为,“网络交往行为主体在其交往过程中违背一定的社会文化准则和道德规范而出现行为偏差,从而导致正常的网络社会结构混乱、无序的状态。”网晒成瘾的青年群体,为了博得关注,有可能采取暴露后台的方式,通过以隐私为代价的自我表演获得情感认同或交往报酬。“表演过度”的个人越轨行为容易引起集体行为失范,故意泄露隐私的“后区偏向”,或因身体暴露引发社会犯罪,或因隐私泄露引发网络安全问题。在网络世界中,信息的可见性越高,风险越大。

四、结语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人被“促逼”“订制”为非自然的状态,人虽然成了“物的主人”,却遮蔽了人与存在者的另一种关系。人在技术化生存中,失去了精神的原乡。新媒介技术传播中我们跨越了时空,打通了交流的阻隔,却发现脱离身体在场的交流失去了“灵光”,甚至使交流本身成为障碍。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工业批判的角度提出,人是被规定的消费者。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呈融合趋势”,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模式,“网络社会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性质变化”。网络媒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青年群体的社会化,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由关注传统社会到关注虚拟日常生活经验,在青年群体的网络交往中,表演性文化的兴起使自思性逐渐丧失,甚至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也逐渐走向表演。“一个社会只要调动了自恋,它就会被一种和游戏的表达原则完全相反的表达原则所控制。在这样的社会中,表达技巧和套路自然会受到质疑。这个社会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文化工具的毁灭。它毁灭这些文化工具的时候扛起一面旗帜,宣称要废除人们之间的障碍,使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但它只会将社会的统治结构照搬进人们的心理。”在这样的媒介语境下,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容易走向误区。“网晒成瘾”源于青年群体对技术的认知太片面,对公民角色的认知不明确,在网络交往过程中,不能遵守网络社交规范。如何引导青年群体进行对技术的追问,如何帮助青年群体走出自我认知的迷思,如何增加多个层面的精神供给,培育青年群体的公众理性意识,摆脱图像牢笼的束缚,还需要在思想引导、制度建设、互联网管理等方面努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与社会、个人协同营造文明的网络环境。“最终,我们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创造的东西,还取决于那些我们拒绝毁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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