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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中刘震云作品的电影改编研究——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

作者:优质期刊论文发表网  来源:www.yzqkw.com  发布时间:2020/6/18 23:09:41  

摘要:作为近几年的话题作家,刘震云的作品从未远离现实,与导演冯小刚的一拍即合更是将其作品的现实批判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上映后,他作品中所暴露的社会问题再次被挖掘出来,并且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 电影改编;

一、刘震云作品电影改编的情况

在评价小说与剧本的关系时,刘震云认为“写剧本是使自己的想法换了另一种方式说话”[1]。参照他以往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对话式描写,不论是《一地鸡毛》的精简,还是《故乡面和花朵》的繁复,都体现出刘震云对人物语言的研究和探索,这也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人物对白密集。剧本的创作往往需要大量的对白支撑,这也使得刘震云在进行影视改编时能够保留他作品本来的面目。

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在李雪莲与王公道的第一次见面时,就出现了大量的对白描写:

王公道皱皱眉:“你到底啥事吧?”

李雪莲:“我想离婚”。

王公道:“为啥离婚啊?感情不和?”

李雪莲:“比这严重。”

王公道:“有了第三者?”

李雪莲:“比这严重。”

王公道:“不会到杀人的地步吧?”

李雪莲:“你要不管,我回去就杀了他。”

王公道:“人还是不能杀。杀了,就离不成婚了。”[2]

大量原著的人物对白烘托起作品所营造的原有的意境。《我不是潘金莲》作为刘震云近几年脍炙人口的作品,在经过电影的艺术化加工之后更是得到了大范围的关注。

二、《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改编情况

《我不是潘金莲》由主人公李雪莲为自己正名为故事主线而展开,以李雪莲对自我存在的求证为线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都极富讽刺意味。冯小刚电影制作团队以全新的电影表现形式,将这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方法进行了创新,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意味。

(一)电影的创新与民族的自省

早在2014年,加拿大导演维泽尔·多兰就在其所指导的影片《妈咪》中采用4∶3的画幅比例进行创作。冯小刚将这部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手法融入了《我不是潘金莲》的创作当中。

电影中所呈现的圆形画幅、方形画幅和全屏的交替方式,从不同方面解读也蕴含也不同的意味:一是从形状来看,圆形画幅多出现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如故事发生在李雪莲的家乡时,电影画幅呈现的就是圆形。圆形暗指做事圆滑,观众透过圆形看到了所谓的人情世故;方形画幅则是出现在李雪莲进入北京后,暗指为规矩、约束。在等级制度明确的北京,方框更多代表的是法制。电影最后全屏的出现,代表着李雪莲的释怀:她放下过去开始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二是从古有的天圆地方说来看,圆形画幅多出现在老百姓生活的地方,方形画幅多出现在官员密集的场所。这暗示老百姓是天,官职人员是地。天在上,地在下,官员应为老百姓服务。而在电影中的政府官员,在面对李雪莲的事情时,或多或少都为了一己之私,选择逃避或推卸责任。这使得“天圆地方”的原观念产生了错位,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性。

在电影93分33秒的圆形画幅中,采用中景的方式,增加了观众观看电影时的距离感。不同于以往宽屏式电影,圆形画幅能够将可视信息集中化。通过圆形镜头,在创作者的引导下,大家透过这个“望远镜”,像窥视般观望着李雪莲的生活,就如同鲁迅笔下隔岸观火的“看客”般。电影中李雪莲的一系列上诉举动正是由于各级官员的不作为,最终引发的一场闹剧。通过镜头,创作者向大众传达着电影之外的道理:在现实中,每当事情发生时,大众更多的是以“看客”的身份出现,隔岸观火般地观望着事情的发展。创作者正是想通过电影向大众传达当今社会所存在的这一突出问题,由此来引起大众关注,进而进行民族自省。

(二)电影改编中的“无形力量”

刘震云认为结构之间的错位产生了电影与小说在创作上的不同,这种结构之间的错位被他称作是“无形的力量”。它贯穿于电影改编的始终,包括剧本的创作和演员的表演。这种力量的衬托使得电影所传达出的意味更加醇厚。

对于剧本的创作,刘震云在时间线和故事情节上,都做了适当的调整。从时间线上,刘震云将李雪莲的二十年告状缩短为十年。他解释为小说中的二十年需要进行大量文笔描写才能写清楚,但由于电影的时间有限,不易展开,所以调整为十年更合适。从故事情节上,与原作品小说的结局不同,史为民并没有在家乡开饭店。在电影的最后,史为民在北京遇到了开骨汤馆的李雪莲,为此可以得知,李雪莲上访的真正原因是为流产的孩子争口气。剧本的这一改动,主要是为了达到观影者与主人公李雪莲的共情,由此引起大家的同情。原文学作品的二女儿出生在电影中变为流产这一改动也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

在演员的表演上,每位演员都是点到为止、毫不浮夸。以法院院长王公道为例,最初身为法官的他,虽把案子判对了,却反而招致自己被处分。论身份,他是院长,李雪莲是平民,应是李雪莲怕他,但如今却是他怕李雪莲。电影中的王公道,随着十年时间的流逝,身份职位在提升,但精神却大不如前,影响最大的还是来源于他的心境。李雪莲告了十年的状,他的心也跟着提了十年,十年间他患得患失。十年间,王公道的精气神,肉眼可见得塌了下去。如此前后对比,讽刺意味更浓。

三、刘震云作品电影改编的影响

“电影的改编是对文学作品另一维度的解读、重塑,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基本要求在于忠实原著,但除此之外,还要求艺术创新,提升审美境界[3]”。《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改编就是这样的一种创新。原作者刘震云担任编剧,使得电影忠于原著的思想内容;冯小刚作为导演,让作品在解读方面更具多元化,重塑上更具层次感。毫无疑问,《我不是潘金莲》对后世中国电影的发展,不论是从创新上还是传承上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对中国电影的制作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作用

将三种比例不一的画幅的荧幕交替呈现,这首开中国电影的先河。冯小刚能够针对不同的场景转变和故事情节的推进来交替呈现屏幕画幅,使得电影中对作品的解读较于原著多了几分意味,同时使得电影更具观赏性。这对之后的中国电影的制作上起到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

创作团队在电影中融入了很多具有东方特质的元素,如配乐中的鼓点、背景中的山水以及画面的质感,这使得电影更富中国特色。这使外界在观看电影故事之余,还能了解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与外界的交流,向世界展现独一无二的中国魅力。

(三)推动中国文化发展

刘震云作为现阶段影响力较大的当代小说家,由其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所创造的价值,必将带动后期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合作,推动中国的文化发展更加多元、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1] 夏立群.与名人一起读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3] 张辉.论大众传播过程中鲁迅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以《伤逝》为中心的探讨[J].电影评介,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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